阜成门六号院|社会暴力,从卞仲耘到深圳日本学校小男孩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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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社会暴力,从卞仲耘到深圳日本学校小男孩的死
作者:阜成门六号院
发表日期:2024.9.21
来源:微信公众号
主题归类:日本学童在深圳遇袭身亡
CDS收藏:公民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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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笔者在整理卞仲耘遇难资料的时候,又传来了深圳日本学校一名10岁的男生,受到暴力袭击,不治身亡的消息。尽管二者性质有巨大差异,我国社会环境也已经发生本质不同,不过过去历史教训告诉我们,社会暴力的潜流仍值得高度重视。

我们先说卞仲耘之死。时年50岁的卞仲耘,只不过是文革数百万抑或数千万罹难者中,普通的一员罢了,死难者中比她更年轻的、高贵的不计其数。就连国家主席都惨死了,一个北京中学的副校长算得了什么?

但是在现代史研究中,卞仲耘之死是一门“显学”,这跟她是文革中北京第一个死于暴力的人,以及凶手身份特殊并一直不得解有关。然而,笔者认为在更深层方面,卞仲耘之死作为特殊历史案例的原因在于:她不像我的堂爷爷死于村里目不识丁的贫下中农的棍棒之下(还有一丝气息的时候,就被贫协主任断定死亡,然后活埋),这些人显然是被认为是天然愚昧、容易被蛊惑施暴的群体,加害她的对象却是中国最优秀中学之一——北师大女附中的一群高一年级的花季女生。她们不是出身高干、就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她们在平时可能连一个小动物都不忍心伤害,但是让人想不到的是,她们竟然成为最勇敢地施暴者。

卞仲耘是如何走向死亡的呢?虽然描述这个过程,会让人内心很痛苦,但是我们又不能忘记它。

从1966年6月起,卞仲耘就已被“工作组”确定为这场史无前例革命的第一批牺牲对象,她的罪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三面红旗,反对党的政策,破坏文化大革命;智育第一,追求升学率,精心培养修正主义苗子,培养资产阶级教师队伍;参加旧北京市委的反革命军事政变活动。

这些罪名有一个就够让人毛骨悚然了,这么一长串给她的打击可想而知。不过官方派出的“工作组”的批判大体上是讲程序、讲规矩的,当学生被发动起来,批判就失去秩序,上升为无下限的人身羞辱和骚扰了。

比如,学生开始在她的私宅和办公室门口,贴人身辱骂性的大字报。这张贴在她家的门上的大字报写道:

漏网的大右派,与前市委有密切联系的大黑帮份子,反共急先锋,对革命师生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大混蛋,大恶霸,你他妈的放老实点,否则饶不了你。

还有一张更难听的贴在她的卧室门上:

狗恶霸,卞毒蛇,你他妈的听着,你再敢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我们抽你的狗筋,挖你的狗心,砍你的狗头。你他妈的别妄想东山再起,我们要断你的孙,绝你的种,砸你个稀巴烂。

谁能想到这些中国文化史上最粗鲁、恶心、野蛮的语言,竟然出自中国最优秀中学的女孩子们之口?据卞仲耘丈夫王晶垚先生的统计,光这类攻击个人的大字报就有数百份,十万来字长。

(学生给卞仲耘下达的接受批斗通知,语言粗俗)

从6月23日起,卞仲耘开始遭受暴力批斗。尤其是随着刘邓希望革命控制在“工作组”指导之下的尝试失败后,学校更陷入失控状态,学生更可以随意侮辱折磨老师, 这其中的过程本文不再详细叙述,我们仅仅看卞仲耘女士死前几个小时遭遇了什么。

8月5日下午2时左右,高中一年级学生开始批斗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和汪冰莹等五位校领导,她们发明的对老师们的惩罚程序有:

人格自辱。强迫校领导们跪在台上,骂自己“我是黑帮”、“我是牛鬼蛇神”,然后,让他们带着高帽在操场游街,让他们敲着铁簸箕继续辱骂自己。

剃阴阳头。在这过程中,一些激烈的学生开始用剪刀戳他们的头骨,撕裂他们的头皮。

泼墨泼粪。先给老师们从头上泼墨水,又觉得不过瘾,继续浇灌屎尿;甚至还有人去热水房找来滚烫的开水,准备从他们头上浇下去。

“劳改”。命令老师们在酷暑下搬运沙土,卞仲耘挑的大筐被装得堆尖,根本挑不起来,就被劈头打倒在地;学生又勒令副校长胡志涛去厕所刷茅坑盖,盖上全是结痂的粪便,学生故意不给她工具,她只能徒手抠,指甲被磨掉半边,露出血红的的肉来。

乱棍群殴。在批斗达到最高潮,学生们手中的武器很多是有钉子的桌椅腿,打在人身上,一会便是血肉横飞。卞仲耘因为是学校的最高领导人,被打得最重,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折磨,下午五点来钟的时候,已经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

如果这时候,卞仲耘得到及时抢救,可能还不致死,然而依然有一些学生踢她的身体,踩她的脸,大声骂她“装死”。最后,她那将死的躯体被抬上一个平板车,被用大字报纸盖了起来,上面还压了一把大竹扫帚,以示继续羞辱,这样又停放了将近两个小时。

(语言粗鄙化和行为暴力化,是十年动乱中激进青年的典型特征)

在晚上7点多钟,当学校“文革筹委会”请示北京“新市委”后,卞仲耘才被送到一路之隔的邮电部医院。但是,医院又因为她是“黑帮”拒绝收治,在几名心怀悲悯之心的老师和学生担保下,医生终于救治,此时她的身体已经僵硬,显然已死亡多时。这次批斗中幸存下来的胡志涛被打成腰椎脊突骨折,余生一直需要穿特制的钢背心,才能行动;教导主任梅树民,因遭受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惊悸,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

卞仲耘校长就这样被剥夺了生命,并且女附中的孩子们对她的死又表现地极为麻木。如果不是她的丈夫王晶垚买了一台相机,拍下她惨死的情况,保留下来各种物证,并且这些资料有幸进入历史学者的研究视野;如果不是2007年北师大实验中学90校庆中的一次争议事件,引起社会对卞仲耘之死的关注。她的死亡很可能就被那群“文明人”彻底遗忘,就像我那堂爷爷的死被村民忘记了一样。

(卞仲耘的血衣和遗像)

(二)

卞仲耘的死亡不过是开始,在1966年8-9月间,北京有1772人被打死,另有33695户被抄家、85196个家庭被驱逐出京城。在暴力最严重的西城区,几乎每个中学都有被打死的教师或者学生。其中最惨烈的是8月 24日,这一天有两百多人被打死,老舍先生就是这天选择了投湖自尽。我们需要铭记:打人者绝大多数是14-18岁的“纯洁少年”。

暴力同样发生在作为最高学府、人文思想圣殿的北京大学,仅1966年夏秋就有15人死亡,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外语教育专家俞大絪和历史学家向达。

在这过程中,“暴力美学”也不断完善丰富。在北师大的另一所附属中学——二附中,学生打死了党支书姜培良,还强迫他14岁的儿子打父亲,还有人大叫“拿盐撒在他的伤口上”。作家老鬼(杨沫之子)亦曾回忆他所在的四十七中批斗老师的情形:“有的拿老师当活沙袋,练拳击;有的要老师吃夹竹桃叶儿,不吃就抽;有的初中小女孩逼老师喝痰盂里的水,说要洗涤老师的肮脏内心;一个叫艾大仁的同学,踢了团委书记黄秀玲的肚子一脚,踢得她流了产……”。

因此,我们真的有必要好好审视人类的暴力行为。人类社会纵然多数时候是处于有序的状态,人表现出来的是善性,但在社会环境某些链条发生改变的时候,即便是最善良、弱小的人,内心被抑制的恶,也会以最激烈的强度释放出来,瞬间成为行凶的恶魔。

那么是什么可以激发出这种灾难性的暴力呢?笔者认为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社会假想敌的出现。人类的假想敌,无外乎是被贴上宗教、民族主义、阶级色彩(诸如塑造“汉奸”、异教徒、劳动人民吸血鬼群体),因为这些最能挑动社会公愤。我们还要说的是,这种假想敌的预设具有投机性,它们针对的往往是边缘性群体或者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的人,从来不敢挑战强势群体。

第二,对假想敌的唯一方式是消灭,暴力是解决问题的最方便手段。

第三,社会对暴力的强制约束机制发生崩溃,比如“文革”初期党委和公检法的瘫痪。

第四,社会软性约束和救助机制的失灵,比如普通人的冷漠纵容,医院、NGO等人道机构对暴力的某种程度的认同或妥协。

从以上暴力产生框架看,卞仲耘之死是个“完美的悲剧”:她死于社会假想敌幻觉的最高峰,她是集民族主义和社会不公正罪恶于一身的大魔,使得对她采取任何暴力都不过分;而此时社会强制约束机制和软性约束都失灵,她成为一个彻底无助的人,像她这样的人随时都有可能走向死亡。

话题再回到今年针对外国人的暴力行为,它们未必符合上述全部条件——必须看到的是,我国目前有完善的社会治安体制,并且社会上不乏对暴力的谴责,乃至有胡友松这种挺身而出保护外籍小学生的英雄。但是上述第一、二个因素,目前在社会上是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的。

即社会上仇恨外国人的声音越来越多,这种声音通过快手、抖音、公众号、微博等途径传播,并且获得民众非常多的掌声。越来越多的人把外国人尤其是日本人当做假想敌,认为外资企业和外籍子弟学校是间谍机构,制造大众对国家安全的恐慌,从而让认同对外国人实行暴力。

(大量博主以渲染日本人学校为间谍机构的吸引流量,以获取商业利益)

同时,尽管这些外国人收入较高,并且受到我国法律的保护,但是往往他们相貌特殊,容易被识别,成为攻击对象,又因为语言等原因,缺乏危急时刻自我保护能力,他们实际上又是社会上处于孤立边缘状态的“弱者”。尤其是未成年的学生,简直是暴力伤害的完美对象。

我们此刻只能说,如果任由这种暴戾思维发酵是可怕的,必会诱发更多针对外国人的暴力,或对中外关系产生根本影响,恶化中国影响,妨碍中外正常经济、科技、文化交流,加重中国经济进一步转型升级的困境。

(三)

不仅仅是针对外国人,现在针对国内同胞的暴力思维也在抬头,集中出现在针对知识分子和有产阶层(民营企业家、中产阶级等)。一些博主动不动口出“杀光公知”的言论,笔者也不赞同一些思维幼稚简单的人,简单脸谱化分析中国与西方的做法,给西方无限贴上玫瑰色幻想。但是,对于不同的意见可以辩论,不可以诉诸暴力。他们首选知识分子作为暴力对象,显然也是因为知识分子是最没有抵抗能力的一个群体——这是一种极为懦弱的一种心理,恰似阿Q欺负小尼姑。

在人类近现代史上,一个国家在高速工业化阶段,社会矛盾往往都是很突出,几乎都会规律地萌发暴力极端主义,尤其是在经济不好的时候,暴力思想就会发酵,一旦控制不住,往往会导致国家陷入严重动荡,除了英美等几个转型比较平顺的国家,都产生过这种严重的历史波折。我国作为后发国家,理应吸收这方面的教训,避免这种悲剧,此所谓真正的“后发优势”。

历史也很确定地提醒我们:这种暴力一定是无秩序蔓延的,暴力起初会有某种特定对象,但是一旦猛兽出笼,最早的施暴者及有意识煽动暴力的人,都会成为下一轮暴力的吞噬对象。就拿迫害卞仲耘的第一波“老红卫兵”为例,他们很快成为“新红卫兵”的斗争对象,他们中的多数经历了家破人亡,而后一波红卫兵,又被形形色色的暴力群体所打倒,如此往复四五个轮回,最终这场暴力成为全民族受难的巨大内耗。

所以,在暴力的链条上,很难有安全的逃脱者,我们的每个公民为了自己及后人的福祉,都应该自决抵制暴力思维。互联网平台更应该自决抵制暴力流量,最近几年暴力思想的发酵,互联网平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