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苦操劳一辈子,她们不想再被叫某氏
姓名是每个人来到世界时拥有的第一样东西,也是持续一生的祝福。它伴随人的出生、长大、死亡,很多人都能讲出一段关于名字的故事。
什么样的情况下,人会失去自己的名字,或者从未拥有过?
答案也许是女性。在公安部政务服务平台上查询全国同名人数,能找到某个名字对应的全部使用者数量,输入“张氏”,查询所得8352人,其中8347名是女性。
还有更多农村地区的女性,她们被唤作“小妞”“刘家媳妇”“赵妈”。在户口本、身份证和墓碑上,她们留下的是“××氏”“××妈”“××女”。和名字一起被消音的,还有她们的历史和生命记忆。
我们想知道8347名张氏,和更多宋氏、李妈、王家女的故事。她们如何生活,如何失去和找回自我,如何被记住或被遗忘。
一、没有姓名的一生
去年清明节,林舟找人代烧纸钱给奶奶。对方问她奶奶的姓名和出生年月,林舟发现自己答不上来,又打电话问了父母和亲戚,大家都不知道。
林舟和奶奶相处不多,只记得小时候站在菜园子前,奶奶给她编辫子。篦子梳头太痛,奶奶心疼她,就用手指给她梳理头发,“酥酥麻麻的,特别舒服”。
另一段记忆是5岁时,林舟在奶奶家的门槛上自顾自地玩,从屋内跳到屋外,再跳回来。门边有一张堆放杂物的小桌子,林舟盯着桌上的一袋铜锣烧,馋得不得了,准备问奶奶要来吃。回过神,她看到奶奶从床褥子下面翻出来钱塞给家人。那天晚些时候,奶奶就去世了。
因为怕耽误学习,父母从没让林舟回家上过坟。后来每次林舟想起奶奶,就买了纸钱在路边烧。不知道奶奶的名字,连烧纸钱都怕给错人。她只能在心里默念“奶奶”,磕三个头,许愿奶奶能收到。
林舟家在苏北农村,但在那个时代,像林舟奶奶这样没有名字的女性,全国各地还有很多。
有些人从出生起就没有名字。在河南的县镇和村落,人们把小姑娘唤作“妮胞”,在田间地头喊一声“妮胞”,会有很多女孩应声。如果有妹妹出生,姐姐就改叫“大妮胞”,妹妹是“小妮胞”。还有“刘大女”和“刘二女”,她们是山西人,如果家里再生了女孩,会被叫作“刘三女”。“刘大女”和“刘二女”说,家里穷,读不起书,所以没有学名,也不需要。
一位“妮胞”说,那时候农村的小孩不经养,如果不是男孩,家里能给口饭吃,活着就不错了,“谁管你叫啥?”
顶着这些不算名字的名字一路长大,她们像那个时代所有的农村女性一样,嫁进夫家,生下孩子,成为一个或几个人的母亲,有了新的称呼:“××的妈妈”“××的媳妇”。
在湖南,一位女性的名字是“成永娭毑”。“娭毑”是湖南方言中对老年女性的称呼,“成永娭毑”就是“成永的媳妇”。结婚以后,身边的人都这样叫她,甚至亲近的朋友也不清楚她的本名。她可能叫“邹玉芬”,也可能叫“周玉芬”,没有人试图弄清楚。
在被村里人叫作“鲁女”之前,鲁淑珠的名字有美好的含义。“淑”是淑女,“珠”和她姐姐名字里的“珍”字连在一起,就是“珍珠”。嫁到村里以后,大家记不住她的名字,渐渐叫她“鲁女”。在她们的村子里,还有“付女”“王女”“老王婆”。
鲁淑珠的孙女觉得,奶奶和家里的小狗、小猫坐在一起的画面很温馨
鲁淑珠和家里人抱怨过,说别人总是记不清她的全名。她给小辈们讲自己叫什么、是哪个字、有什么含义,但除了医院体检和做核酸,村里人很少直呼她的姓名。“鲁淑珠”这个名字渐渐被遗忘了。
直到死亡,姓名也没有被还给她们。
符怀玉下葬的时候,由她的儿子操办丧事。清明立碑,墓碑上没有刻全名,而是刻了“先妣符氏”。符怀玉的外孙女感到不解:外婆有自己的名字,为什么墓碑上不能刻?
家里人告诉她,写了全名对家里不好,而且路过的人会破坏墓碑。但扫墓的时候她发现,公墓里男性的墓碑上都刻着全名,女性的墓碑上却基本都是“×氏”。那个惦记着她爱吃肉丸的外婆,睡觉前絮絮叨叨地给她讲述自己的一生的外婆,也成了“×氏”。
符怀玉的女儿试着跟家里人商量,想在墓碑上刻下母亲的全名。但她是外嫁的女儿,是“泼出去的水”,不被看作是自家人,在红白喜事上没有话语权。她所在的华南农村,长辈的葬礼基本由长子操办,女儿们只参加丧葬仪式,平摊费用,却不能拿主意。
丧葬习俗在各地农村不同,女性不上墓碑的规矩却很相似。在河南、山东、安徽等地,外嫁女的名字不能刻在娘家人的墓碑上,自从出嫁起,她们就不再属于本家;在江苏等地,媳妇也始终被夫家当作外人,墓碑上只能刻成“×氏”或“××氏”。
不论是在娘家还是在夫家,她们都没有自己的位置。
这种忽视太过根深蒂固、约定俗成,以至于她们自己也很难察觉。孙王氏是河南农村人,一生务农,忙着把孩子拉扯大。和丈夫的交流也不多,除了偶尔互相拌嘴,大部分时间都沉默着。她没有对自己的名字发表过看法,因为村里的女孩一向没有正经名字,只有男孩会按照字辈来取名。
孙王氏的孙女三四岁时,在奶奶家的庄稼地里玩耍
没人统计过到底有多少这样的女性。在那个年代的资料里,能找到很多男性的名字,他们叫“卫国”“建功”“国昌”“志华”。关于女性的记载却寥寥无几。
二、不属于自己的证件
她们真正面临“我的姓名是什么”这个问题,是在1984年全国开始推行居民身份证制度后。
跟着集体登记户口,或者由家中的男性代表她们把名字报给登记处,等上一段时间,她们收到了一张写着“×妞”“×娃”“×妹”的身份证。户籍登记人员和她们自己都没想过,这个不算名字的名字会伴随一生。直到她们年纪大了,在医院挂号就诊,或者偶尔坐高铁出远门,才发现所有人都叫自己“×妞”。
邓玉芹的名字是她丈夫和儿子报的。到了登记处,他们不知道她的正式名字叫“邓玉芹”,就报了村里人常用的“贱名”——“琴娃”,就连“琴”字也是随便报的。登记人员是村里的干部,也只知道村里人都叫她“琴娃”,就按照错误的名字进行登记。
收到身份证的时候,邓玉芹很疑惑:“怎么报的是这个名字?”
年初,她生病进医院,每次换药或检查,护士都喊她“邓琴娃”。外孙女去医院照顾她,看见外婆又无奈又气愤的样子,才知道原来外婆的大名是“邓玉芹”。
邓玉芹和女儿一起去了湖北旅游
黄乜权的孙女,也是在用黄乜权的身份证预约纪念币购买时,才发现名字有问题。“乜”在广西壮语里是“妈妈”的意思,“权”是她养子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她是夫家的续弦。夫家本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孩子的生母早早生病去世,为了有人能照顾家庭,又迎娶了她。
孙女也听说,上户口时,村里把结了婚、有小孩的女性都登记成“乜”,黄乜权就是其中之一。她们的正式姓名,不是一个或几个有寓意的字,而是“××的妈妈”。
伴随着2010年代信息实名制的进一步落实,身份证上的名字与她们本人更深地绑定。“乜”“娭毑”“娃”出现在社保卡、高铁票上,有了正式、合法的效力。
正是因为信息实名,我们才能查询到那8352名张氏。但对其中的每一位张氏来说,正式姓名的缺失或错误,可能意味着更多。
叶月琴身份证上的名字是“夏玉成”。用浙江舟山方言读起来,两个姓名几乎完全一样。当年负责登记的办事人员只问了她姓名的读音,但没有和她确认是哪几个字,弄错了名字。
收到身份证,叶月琴没太在意,以为只是一张卡片,“用不上”。况且别人叫她都是用方言,听不出差别。没想到后来,她所有的证件都只能用“夏玉成”办理。
几年前,叶月琴夜晚出门散步时意外遭遇车祸,大出血住进医院。护士和医生用普通话叫她“夏玉成”,她不回应,转头看看女儿,看看女婿,等着女儿和女婿答应。
打药前,护士向她确认:“你是夏玉成本人吗?”叶月琴没有反应过来,直接纠正了护士,说我叫叶月琴。护士也有点懵:“啊?你叫叶月琴?”
叶月琴的女儿只能上前拉住护士。她告诉医院,是本人没错,夏玉成。
三、一场改名战争
邓玉芹和叶月琴想把她们被登记错的名字改回去。
多年前收到身份证的时候,邓玉芹就拜托儿子去派出所问一问,被派出所一口回绝:“改不了。”后来她换过一次身份证,也亲自跑过一趟派出所,都没能把名字改过来。
到了2006年,她要换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想让儿子帮忙改名。儿子嫌麻烦,不愿意跑腿,说没必要改,更何况手续也很繁琐。邓玉芹指望不上儿子,就自己在派出所找人、托关系。然而派出所第三次回绝了她的请求。
这次失败后,改名字成了她的心病。嫁到夫家以来,她的日子并不好过。丈夫总是打她骂她,在外面打麻将不回家,办了锅巴厂又破产,从来不管家里的一儿一女。邓玉芹几乎靠着自己把两个孩子拉扯大,一边种地一边照顾家庭,多苦的日子都挺了过来,却一直没能用上一张印着“邓玉芹”的身份证。
邓玉芹住在陕西关中的农村,天气好的时候能看见骊山和漂亮的云
根据《民法典》的最新规定和陕西省的公民姓名变更政策,年满18岁的公民只需要向户籍地派出所提供户口本、身份证、书面申请和个人声明,就拥有变更姓名的权利。但书面申请中给出的理由能否被认定为充分,需要派出所的办事处进行主观判断。邓玉芹迟迟改不了名,也许就卡在了“主观判断”这一步。
办事处见过太多登错的姓名。邓玉芹所在的关中农村,很多人的身份证都是错的,邓玉芹的姐姐身份证上也出现了登记失误。姐姐不是很在意,村里大部分人也没放在心上,旁人不理解她的执著:那么多人都错了,为什么你要改?有什么必要?
邓玉芹觉得,“邓琴娃”不好听,况且自己明明有真名,为什么不能改?而对叶月琴来说,姓名凝结着她关于自我的历史,必须要改。
出生后,叶月琴父母双亡,姓名成了父母留给她的最后一样东西。用着“夏玉成”,连姓氏都是错误的,她总觉得心里不舒服,要改回叶家才有归属感。
她告诉儿子、女儿和外孙女,想把姓名改回来,尤其是姓氏。儿子不理解她:“姓名能有什么意义?既然姓名错掉了,那就错掉好了,反正都是我的母亲。”80多岁的叶月琴一个人生闷气,觉得儿子不尊重她。
村里的人也劝她,“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叶月琴不想用不属于自己的姓氏和名字死去,到那时,“火化场的姓名都不是真实姓名。”
眼看着外婆年纪越来越大,叶月琴的外孙女许文开始琢磨改名的事情。今年三四月份,许文想到外婆的生日在五月底,不如就在生日前带她改名,完成老人家的心愿。
她查了查浙江省更改姓名的条件,发现很多人成功改了名字,其中有父母陪孩子改名的,也有刚生产完、还没出月子的母亲给自己改名。改名看起来很方便,只需要填一张申请单,等着审批通过。
改名当天,她和妈妈、外婆约好8点出发,叶月琴7点半就等着,逢人就说“我外孙女要带我去改名字了!”
1995年,叶月琴和丈夫
但到了办事处,她们才发现比想象中困难。如果只改名字,说明原因就能改,比如不好听、有贬义、有重名,但变更姓氏,就必须找到公证人,或者证明这是父母户口本上的姓氏。可是当年给叶月琴登记姓名的办事人员早就去世,她的父母双亡,没有留下户口本,两个亲兄弟也因去世注销了户口,没有人能证明她是叶家的女儿。
许文问办事人员,叶月琴的侄子能否证明亲属关系?实在不行,去检验DNA也不行吗?办事人员没有处理过类似的事情,查了很长时间的资料,尝试调取叶月琴的户口迁移记录,但能找到的所有信息都是“夏玉成”。
叶月琴等了两个小时,从兴奋等到沮丧,只等来“只能改名字,没法改姓氏”。她开始说不改了,要回家。
没想到过了几天,儿子接到派出所的电话,说办事处走访调查,几经辗转找到了公证人,姓氏和名字都可以改回来了。叶月琴高兴得立马打电话给女儿。
2004年,叶月琴和丈夫
紧接着,她换掉了存折,做了市民卡,又改了银行卡和医保卡绑定的信息。每个月的退休金打到市民卡上,她没法像翻存折一样直接看到数字,只能去ATM机查看,叶月琴有些不安,但她还是经常去村里炫耀:“我的名字已经改掉啦!”
四、最漫长的革命
向历史回溯,还有很多女性以各种方式找回或改正了姓名。
有的人在日军侵华期间办良民证的时候,给自己悄悄改了名字。有的人解放后在扫盲班上夜校,老师给她们起了属于自己的名字。名字里有“文”“菊”“香”,也有听起来更坚硬、更与时代相关的“铁”“杰”“军”。在女性普遍没读过书的年代,她们唯一的权力,是把代表着自我的那几个字,一笔一划地写下来。
而沿着时间的河流向下走,许多女儿、孙女或外孙女,也正在尝试做出一些改变。从想要记住长辈的名字,或者教她们读一本书、识一个字开始。
田舒看到奶奶身份证上的名字也是两个姓氏的组合,觉得不对劲。问了奶奶,才知道她真实的名字。在这个家,没有人知道她曾经有过本名。田舒说,对爸爸和伯父来说,奶奶的名字就是“妈妈”。田舒想要记住奶奶的名字,也记住奶奶除了是母亲,还是一位喜欢社交、爱聊天的女性,以前每年夏天,她都让田舒趴在自己背上,带她去亲戚家玩。
几年前,田舒在乡下家里备考,奶奶喜欢遛弯去看她,给她带一小束自己摘的野花
杨辰问自己的太外婆想不想学识字:“我可以教你。”那时,杨辰只有11、12岁,而太外婆已经80多岁了,在给自己准备寿衣,还让杨辰帮她绣鞋底的莲花,说是能登上天梯。学了几天,太外婆觉得自己年纪太大了,再学没什么用,杨辰就没有继续教。
现在谈起来这件事,杨辰有点后悔:“其实应该再教教她的。”
识字能带来什么?没有人知道。但至少村里那些需要识字才能办的事情,比如更新户口、选举村委会、登记宅基地,也许不再是读过书、上过学的男性的专属。
道阻且长,她们只能做出自己能做的努力。符怀玉的外孙女见证外婆从“符怀玉”变成墓碑上的“先妣符氏”。她无法插手外婆的丧葬仪式,改变不了延续千百年的规矩,但她向母亲承诺,一定不让母亲失去自己的名字。也说不论自己以后怎么死亡,都一定要留下全名。
直到今年8月,邓玉芹的名字还没改过来。外孙女准备趁着暑假去多开几份公证书,再带她去派出所试试:“等我闲了,带你去看看!”
听到这句话,邓玉芹很开心。
(应受访者要求,林舟、符怀玉、许文、田舒、杨辰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