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川边的但丁|国足这0比7,让我想起李鸿章的“看足球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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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国足这0比7,让我想起李鸿章的“看足球之问
作者:忘川边的但丁”
发表日期:2024.9.7
来源:微信公众号“忘川边的但丁”
主题归类:中国足球
CDS收藏:公民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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谬矣哉,谬矣哉!

各位好,今天眼睛还是疼的厉害,不更正稿了,看了昨晚国足0比7“小负”日本的那场球,觉得9块8白花了,想写个球评,赚个本。

说写球评其实也没什么好写的,我看从技术分析到体制反思,这一天写的人已经蛮多的了。我就想起一个段子,是关于李鸿章看足球的。

说1896年的时候,李鸿章因为打输了甲午战争要负责,更兼看出了点庚子国难的苗头,自请到西洋各国“考察”避祸。走到英国这个现代足球发源地的时候,英国人就请老爷子看球赛。

李鸿章看了半天球,却没看懂。就问旁边的英国人,说:这二十多条汉子围着一个球满头大汗的追来追去,忙活什么呢?

英国人纠正说,这些人可不是汉子,是绅士、是贵族,我们这足球是贵族的运动,费厄泼赖(Fairplay)懂不懂?

但李鸿章一听就更不解了,说既然这二十多口子是贵族、老爷,那老爷们为什么不找自己的仆人下场去踢,非要自己忙活?

这个段子里,李鸿章的表现因为太不符合现代人认知,贻笑大方,被一些人怀疑是假的。但是结合后来李鸿章访俄时维特公爵对他的回忆,你会发现李鸿章还真就这么个人——搞了半辈子洋务,一心却想的总是中体西用,现代社会的精神内核是啥?老爷子心中一点没有。

问题不在于李鸿章见识短浅,而是夏虫不可语于冰,那会儿子咱大清可能确实就没有足球这样的集体体育项目——真的是没有,也不能有。

足球是个大型多人集体项目,整二十多人在球场上追逐嬉闹,旁边兴许还围着几百口子加油助威。这个动静放在哪个国家也不算小,在中世纪,一个弄不好就是朝廷的心腹大患。想当年英国足球刚出现的时候,国王曾经下了好几次“禁球令”,试图把这项“伤风败俗”的运动掐灭在萌芽中。只不过英国国王权力一直非常受限,很多话说了也不算,所以足球才这么在权力的夹缝中生长了出来。

但是镜头回到同时代的我大清,气象那就大不一样了。整个吕思勉所谓“中华第三帝国时代”的明清,朝廷一直都在严防民间私自结社活动,到了八旗统治的大清,禁令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顺治年间的《大清律》就规定,民间有敢私自结社、拜把兄弟的,“首者杖一百,徒三年”,到了康熙年间,又进一步细化规定,“如十人以上,歃血盟誓、焚表结拜……此等人殊为可恶,着即正法。”

刘关张这事儿,放在大清,最少也是挨顿板子,流放三年。

换而言之,假如你穿越会大清康熙年间,想要为祖国提前发展一下足球事业,不至于几百年后被列强揍得那么惨。不好意思,你有很大概率要掉脑袋。因为你组织个球队踢球,总得先有个俱乐部吧,俱乐部总得凑至少十一个人吧(还不算教练和替补)?

那不好意思,十一个人刚好够康熙爷划得红线了,砍你没商量。

什么?你说你聚十一个人就是踢个球,不干别的?大胆刁民!谁知道你们整日在田间地头以踢球为名打熬身体、聚众争殴,是不是要干别的?

再说大清地方官员对这等事是宁严勿纵的,反正你的命也不值钱,可杀可不杀之间,先砍了再说吧。

别以为这是夸张,你看看孔飞力写的《叫魂》,一场民间的怪力乱神怎么被明察秋毫的乾隆皇帝怀疑为聚众造反,最后砍了一帮愚夫愚妇了事就知道了。

所以整个有清一代,别说是蹴鞠、马球,曾经流行过的集体运动都大部分消亡了。中国参与人数最多的集体运动大约是打麻将了,还是四个人分四家,东南西北互相拆台。

又何止是没有集体体育运动,整个社会都处于一种打麻将式的原子化状态,而这,可能恰恰是皇上最愿意看到的。

当然,娱乐运动可以被禁止,但生产活动还必须要进行。所以当时中国存在的十人以上、大家心往一块使、力往一块出的活动,除了朝廷的木兰围猎、营兵操练。也就是有钱的老爷雇几个伙计帮佣,要么下地干活、要么河上拉纤。

了解了这个背景,你就很容易理解,当李鸿章看到英国人踢足球的时候,为什么本能会想到这二十几条精壮汉子是佣工、仆人,他们在干活了。

因为同时代大清的老爷们真的不能这样集体运动——你想想,在大清挑二十几个老爷(在官本位的当时,也就只能是官员)到场上分成两帮,围着一个球追逐奔跑、分营对抗是个什么感觉么?

反正皇上看了一定觉得,你们闹这么大阵仗想干什么?这分明是前明党争之祸复现于世啊!杀。

对集体活动的方式,当时的清朝人和西洋人理解也是有区别。踢过足球的人都知道,一个球员在偌大的绿茵场上,处于一种即与其他队友联合,又彼此独立的“独立联合体”状态。

你是前锋、中腰或者后卫,虽然有自己负责的区块,但什么时候要前插助攻、什么时候退后防守,跟队友怎么配合,彼此责任怎么区分。这个事儿你要自己有一个拿捏的度。虽然场上有队长,场外有教练,但队员也没有步话机,需要自己去进行判断,并为行为结果负责。这种即独立、又联合的状态,与欧洲人当时的生活状态是同律同频的。但大清人却没办法理解,因为清朝别说是平民百姓,就是官员,上朝的时候也有专管风纪的御史在旁边监视着,列队上朝、三叩九拜必须一丝不苟,有个交头接耳、大声喧哗都能给你告老师(告皇上)去,堂堂朝廷命官,自由度连如今排队做广播体操的小学生可能都不如。你跟他们谈什么“独立联合”。

首先,他们没这个生活体验啊!

按照孔飞力在《叫魂》中的解读,清朝官员们的循规蹈矩和遇到突发事件时的彼此推诿卸责,都是他们的正常反应。如果这项当时大清唯一合法的大型集体运动能搞的“生机勃勃、万物竟发”,那清朝也不会走向后来的僵化与衰败了。

而在民间,雇工给东家们干活多半也是这么一副样子——“磨洋工”这词儿你总听说过吧?那就是古代版的“躺平”。

无论大清这帮佣人还是老爷,你觉得他们上了场能是个什么精神状态?真能比国足强么?

李鸿章见了这么多人为了个球如此玩命,他看不懂是正常的,看得懂反而不正常了。

夏虫不可语于冰者,笃于时也。在英国,李鸿章看到的不仅是一种正在兴起、日后成为全球第一体育项目的运动。更是一种陌生的文化、逻辑、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它在推着世界走向现代。

而在他与这个陌生的世界之间,隔着一道崇山峻岭的历史的三峡。

但说来也很感慨,如今天中日足球市场化进程同时起步一样,一百多年前中日现代化的进程也是同时起步的。大清搞了洋务运动,日本则发动了明治维新。只不过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在行动出发点上就是不一样的,当时的日本不仅仅有在台上施政的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也有民间的福泽谕吉、涩泽荣一。而后者恰恰是给日本这场革新“上纬度”的人,福泽谕吉从一开始就提出了日本维新的目的是“脱亚入欧”,与列强同进退,把国家改造成一个现代国家。所以日本从国家宪法、议会制度、到法律章程、阶层划分,为了达成维新无一不可改。但同时代的大清却是不一样的,打郭嵩焘被逼死那会儿起,不许“以夷变夏”这个铁则就跟棺材板一样被钉牢在大清这口棺材上。饶是李鸿章这个“大清裱糊匠”再怎么做小修小补,也没办法突破这个事先已经被定好了高限。而更要命的是,什么是“以夷变夏”、什么是“祖宗之法”?这个解释权是不在李鸿章这些洋务派手里。一旦你动了人家的蛋糕,任谁扣一顶“以夷变夏”帽子你都受不了。

更何况,整场洋务中最能干的李鸿章也是那么一个“照猫画虎”却从没见过真老虎的人,真到了英国,看见别人踢足球,他都不知道人家在干嘛。就更无法可想了。

比较黑色幽默的是,甲午战争一场惨败,最终引发了大清所有“有识之士”的愤怒,大家一起写弹章、痛斥“杨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我堂堂大清被蕞尔小邦日本欺负成那样,原因为何啊?都是李鸿章这个北洋水师总教练指挥不力,弄权卖国!下课!下课!

于是李鸿章就下野了,这才有了他跑到英国看足球的故事。

可是你细想想,这事儿挺荒谬的。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根本区别在于你与人家立意不同,利益不同决定了行动不对,行动不对决定了效果不彰。

这是一个系统性问题,你把这个系统性问题最后归结到李鸿章这一个人的头上,搬出一套忠奸史观,就说他卖国、汉奸,就结了。这能有用么?

无非是老套的忠奸史观下,无非是又一次不愿反思的惰性与不敢反思的奴性一起发作了而已。

再问,北洋水师打日本联合舰队,输得确实惨是惨了点,但北洋水师尤且能跟日本海军争雄与海上,以铁甲舰对铁甲舰,当面锣对面鼓的比拼一般,技不如人输了也就输了。可是在那些看不见的地方呢?你大清的工商业发展的怎样?几家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开平矿务、汉阳铁厂,可曾真能在管理制度、公司现代化上与日本同期的三菱、三井、住友们一较高下?再往这些表象背后的深层追问,清日两国之间的法度、制度完善几何?

真论与西方的差距,当时的北洋水师非但不是大清之耻,反而是大清之光。因为好歹北洋水师敢真上场和全盘西化的日本比上一比。

可是这些,垂垂老矣的李鸿章都是争辩不得的,他出身的这片故土,太多陈年积弊已经沉积、纠结在一起,其上的人们又早已习惯了太多简约化问题、避谈难点、明哲保身的“方便法门”。所以他只能背上历史终将给与他的骂名挂冠而去,到海外去躲一方清净。

可真到了海外,他又会发现,那些他一辈子试图模仿、剥一层皮来给他的老迈帝国裱糊的列强,在“船坚炮利”的外表下,其实有一层他看不懂的精神内核。而很可能,那个精神内核,才是西洋如此、大清如此的原因。

踏在英伦三岛之上,不知他是否想起了自己的老友郭嵩焘在此地写给他的那封长信,那信中有言:“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富强,又末中之一节也……”

看着场上那自由奔跑的二十多个“绅士”,想想郭嵩焘的那封长信,老迈的李鸿章也许感到了,这里面,似是有点什么更深的奥义。

只是看看自己老迈的身躯,想想老友悲凉的下场,李鸿章不想懂了,更不敢懂。

即便懂了,他能说什么呢?他又能做什么呢?

于是,他只是呷了一口仆人递上的清茶,又往递上的痰盂啐了一口浓痰,故作昏聩守旧而满怀自信的嗤笑道:

既是士绅,何不以佣仆代劳?谬矣哉,谬矣哉!

那是百余年前,

第一个看足球的中国人,

给这项运动留下的第一段评语。

全文完

本文4000字,历史随笔一篇,感谢读完,长文不易,喜欢请三连,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