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评论:毛邓兼用的习近平为何陷入困境

null 张伦
2024-09-01T07:28:35.813Z
习近平以重拾毛的方式来为邓纠偏,对邓该否定的部分不否定,反而变本加厉,向毛急剧回归

(德国之声中文网) 前段时间,中国官方最热闹的一件事就是高调纪念邓小平诞辰120周年,民间也有些文章解题发挥,回忆,怀恋,希望回到过去稍宽松些的环境。但整体上,社会似乎是冷漠以对,无感,讥讽,同时,有些人则是热衷关于习的种种传闻;一种普遍的迷茫,无力,甚至是绝望的氛围在弥漫,除了些指鹿为马,厚颜无耻的御用“学者”文人依旧在那里为领袖与中国的前景大唱赞歌,人们其实明白,中国已经陷入困境,而这首先是与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执政路线陷入困境有关的。

毛做错了什么,邓做对了什么

十多年前,经对习近平执政一年的观察,笔者在一篇题为“危险的政左经右——谈近来中共的执政取向“ (2013年9月)的评论文章中断定,如果习想搞些“政左经右“(那时经济上提出让市场倒逼政府,国家退出不该占有的领域,给民企更大自由,上海自贸区出台,政治上却开始收紧言论,批宪政,推崇毛……),只能证明“他对现代文明的本质毫无体认,本质上是毛精神上的传人;也就很难指望他主导的改革从根本上能很好地解决中国这个时代的课题”。稍后,又在几篇文章里对习近平的执政做出如下归纳:他试图“以毛纠邓,毛邓兼用,毛邓互补,打通毛邓“,推行一种”新毛主义的执政路线“,最终成就自己的政治路线与历史地位;但笔者当时也明确预言说,这注定会失败。

其实,道理也非常简单:毛的政治是不给人们自由的政治;邓的路线是给人们部分自由;毛的政治造成的灾难肇因于此,邓路线的成与败也是由此而来——成,是因为人们获取了部分自由,经济得以发展,社会开始活跃; 败,是因此种改革,人们缺乏公民的完整权利,权力得不到监督,法治不得彰显,新闻没有自由,腐败必猖獗,发展定扭曲,从而吞噬发展的果实。如果要改变这种状态,就需要跳出邓的模式,用全面改革来纠正不完整改革带来的问题,而不能用改革前的方式解决改革带来的问题;用毛限制人们自由的方式来修补自由不完整带来的问题,如此,最后只能是将即便是由这不完整自由带来的某些成果也毁掉。

历来,中共的领导人都有一种工具性利用前人思想与政治权威的习惯, 从毛到邓再到习皆是如此。毛工具性地使用马克思主义夺权,用一套从列宁、斯大林那里借来的现代术语、组织方式,以革命、阶级斗争、历史规律来修饰论证其本质是造反、打江山的事业;混杂着民族主义诉求,以洪秀全般扭曲俗用基督教的方式利用带宗教色彩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掺拌中国民间宗教传统,打造社会与政治动员的精神资源,一切以夺权,赢得权力为目的。只是独掌大权后,那种现实工具主义相当大一部分逐渐被一种独裁者常因权力不受限制所衍生的虚狂乌托邦想象所替代,对社会进行某种激进改造,绝对地限制人们的自由,造成天怒人怨,灾祸连连。

邓也是工具性地使用毛,但意识形态色彩相对淡化,事实上是虚置毛、背离毛,只是在维系党与政权的权威,独占的合法性,威慑社会时才又用毛。“邓小平做对了什么?”(周其仁语),其实根本的答案是他不做什么,让社会休养生息,赋予人们以某种自由,从毛式的统领一切、干预一切的极权政治后撤,给社会让出空间。江胡则是萧规曹随,跟着邓的脚步发财致富,不折腾,该做的也不做,自己少麻烦,执政集团权贵分赃,皆大欢喜,普通人则跟着享受增长阶段具有中国特色的“滴漏效应”,获取某种好处。只是,这种“滴漏”因各种因素,特别是权贵的利益垄断,结构固化,国进民退,经济失衡,效益递减,加之其他的内外经济的与地缘政治因素,增长乏力,最终走到难以维系的地步。

而这说到底又与邓做错了什么有根本的关系:他利用毛,否定毛不彻底,固执地保党的政治独占,改革只具富国强兵的工具意义,不将构建一个现代文明为改革的根本目的,不肯赋予公民完整的权利,“六四”屠杀葬送中国和平渐进地迈向一个自由的法治国家,建设一个可以调整社会阶层利益的民主体制的机缘,改革共识崩塌,腐败泛滥,道德颓败,利益分配失衡,民粹的氛围累积,……便都为习近平式人物与政治的出现准备了制度、社会、心理上的条件。邓路线的内在缺陷,邓自己的政治选择为否定他自己及其缔造的事业培植了土壤,准备了条件。设想:中国的政治改革,法治建设,新闻自由如能有些进展,岂会有习近平的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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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惯例开始第3任期:2023年3月10日,中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3次全体会议上,2952名与会代表投票表决,一致支持69岁的习近平续任国家主席及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宣布当选之际,现场响起如雷掌声。由此,习近平打破邓小平之后中共领导人执政两届共10年的惯例,开始其第3个任期。
老虎苍蝇一起打,建立个人权威:2013年,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提出要「坚定不移惩治腐败、从严治党」,并且喊出「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口号,随后中共展开了一系列党内整治运动。 2014年,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成为因腐败被捕的最高级别官员,被开除党籍、公职,判处无期徒刑,打破了自邓小平时代以来「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中国官方透露,从2012年12月到2021年5月,中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审查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392人、厅局级干部2.2万人、县处级干部17万余人、乡科级干部61.6万人;查处人数共计408万9000人。反腐运动除了打击腐败官员之外,也是习近平铲除政治异己的手段。
取消连任限制,加深个人崇拜:2017年10月的中共19大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被写入党章。普遍认为,习近平在此时巩固了在党内的核心领导地位。隔年2018年第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正式批准修宪案,取消了邓小平时期定下的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为习近平在二十大后继续连任铺平了道路。 2021年公布的《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再度加深了对于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决议》写道:「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
习:脱贫胜利 李:6亿人月收入不到1000元:习近平在2012年出任最高领导人时曾宣布,消除贫困是他的首要施政目标。 2021年2月,他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然而,世界银行对于「极度贫困」的标准是每人每天生活支出低于1.9美元,中国的标准略低于世界银行,约为每天1.7美元。经济学家胡星斗曾表示,如果按照联合国或世界银行标准来衡量,中国还有好几亿贫困人口。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在2020年表示,仅管中国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
提共同富裕,私企大佬成目标:尽管宣布脱贫成功,中国贫富差距的鸿沟却越来越大。为了调节此现象,2021年8月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提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该次会议强调要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会议中也提到「三次分配」的规划,即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鼓励富人捐赠,让资金流向相对贫困人群而实现社会收入转移。此后,多家私企成为中国政府打击的目标,私企大佬如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京东创办人刘强东等人纷纷宣布退居幕后,避免惹祸上身。
整治房地产业,打击教培行业:近几年,中国政府开始采取对资本敌视和打压。在习近平「房住不炒」的口号下,北京开始采取实质性措施抑制房地产市场的畸形扩张。 2021年推出对房地产企业实施限制融资的「三条红线」,要求房企压缩负债,这导致以恒大为代表的一批地产开发商陷入巨大的债务危机,也使以往热络的房地产投资市场明显降温。 2021年7月,中国政府推出「双减」政策整顿教培行业:严禁教培机构资本化运作,规定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被视为宣告教培行业的「死刑」。教培领军企业新东方和好未来的股价,分别暴跌超过80%和90%。
新冠疫情:从最初掩盖真相到强硬清零政策:2019年末,新冠疫情首先在武汉悄悄扩散,当局在疫情初期试图隐瞒消息。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李文亮曾在私人微信透露可能是SARS病毒,并且质疑当局「没有人传人」的说法。他随后遭到上级约谈、被央视新闻报导成「传播谣言」,却在一个月后死于新冠肺炎。如今,在全球疫情肆虐两年多后,大部分国家逐渐恢复正常生活,但习近平仍强调,中国防疫将继续坚持「动态清零」。中国一再出现大中城市全城被“静态管理”,动辄数千万居民处在被封锁的状态,经济发展也严重受到防疫政策影响,2022年第二季度GDP同比增长仅0.4%,创下两年来的新低。
从铜锣湾书店事件跨境抓人到国安法砸毁香港一国两制:2016年,香港铜锣湾书店5名书店股东及员工突然失踪,其中书店经营者李波事后证明在香港被抓,引起舆论对于「内地执法人员跨境抓人」的不满。三年后,香港2019年爆发反《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民众发起的示威游行遭到香港政府镇压。一年之后,中国人大2020年表决通过了《香港国安法》,批评政府的人士将有可能被冠上「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多间香港新闻媒体遭到警方调查或主动宣布停止运作。习近平今年会晤新任香港特首李家超时表示,今年适逢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尽管经历了许多风雨挑战,但『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事实上,在批评者眼中,「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等自治方针如今只剩下口号。
从新疆再教育营海外曝光到人权理事会出台报告:中国政府长期以来称,须以严厉手段打击新疆的“分离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习近平2014年访问新疆就曾说过:「对暴力恐怖活动,必须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先发制敌,露头就打。」自2017年起,新疆大规模设立「再教育营」,拘押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德国独立学者郑国恩(Andrian Zenz)的研究首先披露了这一现象,后来国际媒体的报导逐渐揭示有关营内强制劳动、虐待、洗脑等侵犯人权的做法。中国至今仍否认新疆再教育营存在,称这些机构为杜绝极端主义、为维吾尔人提供就业技能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 2022年8月,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公室发布了报告,称中国在新疆对维吾尔人及其他少数民族实施酷刑的指控是可信的,并提到中国可能犯下反人类罪。
大国外交:一带一路从大张旗鼓「撒币」到问题重重:中国政府于2013年开始倡议并主导被称为「一带一路」的跨国经济带,其范围涵盖了历史上的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这也是习近平所提出的「大国外交」的一部分 ── 将自身明确定位为世界上具有影响力的大国,与开发中国家发展经济合作伙伴关系。中国政府称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加强区域互联互通,拥抱更美好的未来」,至2021年为止,已对163个国家总计投资8430亿美元。但近年来此倡议却遭到不少批评,一些西方国家称之为「债务陷阱外交」,例如斯里兰卡和黑山便因为积欠中国高额贷款,而陷入债务危机。中国政府慷慨援助外国、免去穷国债务,则被一些人戏称为「大撒币」。此外,输出中国工人到海外大量兴建基础建设,也引起生态和人权等相关争议。
中美关系恶化:从贸易战到芯片战:2018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大规模关税,其理由是中国窃取美国智慧财产权。接下来几个月,美国和中国互相对从对方国家进口的商品征收高额关税,中美贸易战开打。习近平当时曾称,中国希望与美国达成贸易协定,但中国不怕打贸易战,如有必要中国会「反击」。 2020年1月,中美代表在华盛顿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国除了承诺将在未来两年扩大进口美国商品外,也承诺将进行一系列实质性改革。美国方面则除了少部份关税有所降低,大部份维持不变。拜登上任后继续延长对华加征关税。今年8月,拜登签署《芯片法案》策进美国半导体产业发展。9月,美国政府宣布禁止芯片公司英伟达和AMD出口高阶AI芯片至中国。美国商务部表示正在审查其他有关中国的政策和做法,「防止先进技术落入坏人之手」。
对台政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但不放弃使用武力:习近平多次公开表示: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势力留下任何空间。 2019年,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表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愿意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 2022年8月,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后,中国解放军在包围台湾的六个海域空域展开军事演训行动,并组织实弹射击。解放军还宣布,往后将常态组织台海方向战备警巡。
宣称中俄没有合作的『禁区』:2019年,中俄关系提升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自乌俄战争以来,中国至今一直拒绝谴责俄罗斯,而直指美国和北约挑起冲突。如今各国对俄罗斯实施抵制,中国反而渔翁得利,从俄罗斯购买了大量低价石油。在今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几周前,习近平在北京接待了普京,期间双方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反对北约东扩,还称「两国友谊没有界限,没有合作的『禁区』。9月14日至16日,习近平在新冠疫情之后首度迈出国门,飞往中亚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当然也和普京会了面。
中印关系从高点跌到谷底:中国和印度相互接壤,自1962年印中边界战争以来,印度便对中国长期有着不信任感。但在习近平掌权之后,中印将 2014年定为「中印友好交流年」并发表《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接下来连续数年,习近平每年都和印度总理莫迪进行至少一次会面。 不过,2020年中印两国部队数度在两国边界附近的加勒万河谷发生冲突,造成双方人员伤亡,后续在两国官员进行数轮会谈之后,事件才逐渐平息。期间,印度政府宣布禁止民众使用中国手机应用程序、印度全国贸易商总会呼吁全国抵制中国货。近两年,中印双方关系仍因边界纠纷而处于谷底。尽管习近平和莫迪皆出席了本月的上合组织峰会,但双方并未如外界预期一般在峰会期间进行会晤。
欧盟称习近平「转向独裁」:默克尔任德国总理期间,德中经济交流大幅增加。 2021年默克尔卸任德国总理前,中国官媒称默克尔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与此同时,中国同其他欧洲国家互动也非常热络: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欧之间大幅提升铁路货运量;中国企业在欧盟国家投资基础建设工程、收购经营不善的公司。此种友好局面近年逐渐产生变化,2019年欧盟宣布将中国称为「制度性竞争对手」。 2020年,中欧完成投资协定谈判,但由于中国的人权争议而被欧洲议会无限期冻结。 2021年,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指出:「欧中之间存在根本分歧,无论是在经济制度与应对全球化上,民主与人权上,还是在与第三国打交道上。」该文件也强调,习近平「转向独裁」引发欧盟严重关切。欧盟在今年中欧峰会之际对中国喊话:「希望中国即使不支持我们(对俄罗斯)的制裁行动,也至少别对其加以破坏。」不过,习近平仍高调展现和普京的友好关系。
南海筑岛礁建军事基地:2015年,菲律宾向中驻菲使馆提出外交抗议,要求北京停止在距离菲律宾仅有135公里的填海造陆活动。华盛顿智库公布的图像显示了中国自2014年以来在南沙群岛的填海造陆进展,其中包含建设可供轰炸机起降的跑道、人造新岛等。接下来几年,中方继续进行扩建工程。中国官媒《人民日报》2017年底刊文称「南海岛礁的面貌焕然一新」。同年度的一份智库报告指出,中国在南海岛礁上又兴建了飞机库,地下仓库,导弹发射井和雷达等设施。 今年3月,美军印太司令阿奎利诺表示,中国至少有3座南海人造岛礁已完全军事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对此回应,中方「在本国领土上部署必要的国土防御设施,是主权国家的当然权利」。然而,2015年习近平与前美国总统欧巴马会谈时曾称,中国在南沙群岛工程,「不是以他国为目标或给他国造成影响的活动」,中国「没有追求军事化的意图」。如今中国官方宣布完成南海岛礁军事化,与过去习近平之言背道而驰。
战狼外交:激起中国民族主义情绪:与过去几十年素来温和的中国外交官们相比,自从川普出任美国总统,中美贸易战开始之后,中国外交官在国际间的作风渐渐转为强硬的「战狼式外交」。 「战狼」一词来源于2015年中国的一部同名电影,剧中一些台词如「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成功点燃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路透社2020年的一篇报导称,有中国外交官证实习近平曾指示,面对中美关系恶化等国际挑战,外交官们必须立场强硬地展现「斗争精神」。有学者认为,与其说是借战狼姿态维护国家尊严,不如说是想表演给国民看,展示中国不好欺负的形象。政治评论员邓聿文指出,以前中国总被骂软弱外交,故如今外交官们的「战狼外交」深受民众欢迎。国家的外交迎合国民喜好,使激化的民族主义情绪更加膨胀,却在国际间引起其他国家反感。
言论审查:微信敏感词87%与习近平有关: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2020年公布的研究显示,社交平台微信在新冠疫情开始初期屏蔽了大量敏感词,内容广泛,包括中国政府防疫措施、港澳台防疫工作、李文亮事件等。当中192组敏感词涉及中央领导层,其中87%与习近平有关,包括「习近平到武汉」、「习近平+疫情蔓延」等。该报告指出,中国领导人在疫情初期强调「牢牢掌握新闻舆论的领导权」,一方面是为了减低公众恐慌,另一方面是避免领导人尴尬,维持中央政府的威信。
监控密度居世界之冠,社会事件仍频传:2022年6月,《纽约时报》公布的调查报告称,中国政府正透过手机和监控取得公民个资以稳固政权。中国也连续数年蝉联监控摄像头密度最高的国家,全球近10亿个监控摄像头中,有一半以上在中国。这些监控网和自2014年以来推动的「社会信用体系」紧密相连,以规范公共行为、惩罚「失信者」。习近平曾多次强调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性,表示要构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信用惩戒大格局。尽管看似布下了涵盖各个角落的安全网,社会事件仍时有所闻,今年发生的丰县铁链女事件和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引起大众关注,这也暴露了社会弊端不是仅靠监控和社会信用体系就能根治的。

习又做错了什么

因邓式改革已捉襟见肘,陷入困境,三十多年借经济的增长产生的新兴社会力量以及具有新意识的人们渴望突破这种既有的邓式框架,以便为中国的未来再造新局;但从中共保持权力垄断的角度看,这种现象又意味失去权力的危险。至于社会上的民粹情绪则急迫地希望消除那些邓式改革带来的种种负面后果,并不特别在意主政者将以何种方式消除积弊且这种方式会带来何种后果。 是在这种背景下,出身元老家庭从来就认为权力天然是他们的禁脔的红二代习近平,便依托中共的接班人体制,在“还是自己的孩子可靠” (陈云)的权力继承的合理化论述下自然地登台出场,以保江山,打造新式红色帝国为己任,固权、整党、肃贪、查弊,打压社会力量,从文化到社会乃至经济,系统地压制自由空间。执政十多年来,其主轴整体上讲便是对邓的“纠偏”。这几年官方的决议,对其赞颂之辞也多少是以此为基调的,所谓习“挽救党,挽救军“,”保持了红色江山“云云,都是不言自明的对邓的批判。至于习近平治下前几年经济上量的续增,”上了新台阶“等, 其实不外乎是以往时代的政策及积累的惯性造成的,大体上是与习近平的政策无关的。     

延伸阅读——习近平到底是怎样的人?

本来,习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依托新生的社会力量,以另一种方式纠偏,彻底否定毛,也否定邓该被否定的部分,升级改革2.0 版,推进改革,深化改革,赋予公民更大的权利,由此给改革注入新的动能,即便是不能一步到位,但至少应该给人以这种方向感,一种希望,那中国依旧会呈现某种活力,哪怕是因中国力量的壮大引发某些国家的担心,增加些摩擦,国际地缘政治环境也不会有根本性的恶化,因为中国毕竟给人印象似乎在向共享普世价值的道路上前行。但习近平却做了另一种选择,以重拾毛的方式来为邓纠偏,对邓该否定的部分不否定,反而变本加厉,向毛急剧回归,同时否定邓不该被否定如赞同市场的部分。当然,作为一个接收地道的毛式教育,在中共体制中成长、被形塑、且占尽诸多制度好处的政治人物,从年轻时起毛就是他们那代人神般的偶像,心理依恋的“父亲”,一旦掌权,启用毛的政策,仿效其言行,捍卫毛遗留的制度,也是有很大概率,符合逻辑的事件。习近平的思想与政治局限是与毛的教育与政治体制息息相关的,他的意识形态化思维,恰与邓的实用风格相反。而邓这方面的特质,除与个人的性格,接受的教育,早年以及在中共体制内沉浮的经历有关外,也与其战争年代的经历有关:一个领兵作战的人,是不能有那么多意识形态的条条框框的;战争以胜利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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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世家:习近平(左)1953年生于北京,父亲习仲勋(右)是中共元老之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本图摄于1958年。
从插队知青到工农兵大学生:1968年,习近平与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一样到农村插队,落户在陕北延安。1975年,习近平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清华大学化工系就读。
河北正定县:1979年毕业后,习近平被分配到中央军委,成为国防部长耿飚秘书团队的一员。1982年,习近平出任中共河北省正定县县委副书记,次年升任书记。1985年到2002年间,习近平先后任厦门副市长、福州市委书记、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2002年调任浙江省副省长、省委书记。
地方到中央:2007年陈良宇落马后,习近平调任上海市委书记。图为2007年6月习近平出席上海特奥会的倒计时活动。此时的习近平,已为进入中央权力领导核心做好了准备。
第一夫人: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是著名歌唱演员,两人有一个女儿。
习李搭档:2007年习近平、李克强入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构成下一届领导核心。2012年秋的18大上,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次年人大会议上当选国家主席。
他有一个梦: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的理想目标,逐渐成为中国官方政策和媒体宣传的一面旗帜。在中国部分民众为这一远景所鼓舞的同时,西方世界却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各方面影响力的增加感到担忧。
沙场点兵:习近平向来强调军队的重要性和对党的忠诚。2017年7月30日,为纪念解放军建军90周年,习近平在内蒙古朱日和基地主持阅兵。
谁将引领世界: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推行“美国优先”、从国际事务中抽身的政策之际,中国则愈发频繁地以积极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在大力整治腐败的同时,压制言论自由和公民社会。
习核心、习思想:2017年10月中共19大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四个自信”、“中国梦”被写入党章。普遍认为,习近平巩固了在党内的核心领导地位。

但习近平也有其工具主义的一面。他毕竟是在邓时代的过来人,也是得到改革开放政策的益处的。他知晓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什么,意味着什么,也深知放弃改革开放对中国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因此,他也不愿丢弃邓。更何况,对这位领教过文革,失去权力的滋味以占有权力保有权力为一切的人,也明白丢了邓政策带来的坏处,可能受到的政治压力。只是,他要面对邓式改革带来的负面问题,但却对其到底出自何处,怎样根治没有清醒深刻的认识,他工具性地利用毛与邓,想当然地认为将毛极权式的社会与政治管理,意识形态与邓式的半自由改革开放模式混杂在一起,打通其间隔,为其所用,就可打造一个与毛、邓比肩的新政治、新时代,开辟一种新局面,重建一种有邓模式造就的经济能量为基础的新毛式意识形态化社会。但因为对毛邓两种治理方式的内在深刻矛盾,不兼容性缺乏体认,对今天世俗化了的社会与他习惯的那种意识形态统御规范的社会生活之间的不同完全不了解,“既要“改革的正面结果,”又要“文革式的管理与某些意识形态 , ——那种这几年在官方文件中大行其道的“既要,又要”语式,从一个侧面反应了习的这种思维上的肤浅与混乱。改革是因文革而起,需要改革的是文革,但他却梦想用改革对象的文革来纠偏改革,重新定义改革,结果只能是取消改革。

毛是有其极权主义的完整逻辑,邓也有其威权性统治的自洽逻辑,尽管两者从道德上与政治上最终都会积累下崩塌的因素,但至少在一段时期是有其政治运作的逻辑的。而习近平的雄心是因为要将两种逻辑融合打通,结果走向一种不符任何一种逻辑,没逻辑,不伦不类,进退失据的状态——因为你不可能一方面要继续增加经济的活力,自由市场的好处,那只能靠自由的拓展;同时又要严控社会,限制自由,统一思想,享受毛号令天下的威风。当初笔者就曾预言,毛邓兼用,政左经右最终因其内在的矛盾,只能归向一极:走向毛,政左经也左是某种逻辑的必然。因为一种政治是不可能那样不内洽,长期承受指向相反的背离的政策逻辑的。那也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意识形态上的“精神分裂“。

十年来的历程,已经印证了这一点,而中共的“意识形态的精神分裂”“新思想僵化” 的状况近几年发展到何等程度,人们不妨去阅读一下这几年官方的一些决议文件,习的一些包括此次在纪念邓小平诞辰上的讲话,便可以清楚地感到,一种机械的、板块般、内在矛盾的思维模式和语言已经浸透整个中共的思维,已不再有曾经一度有过的某些语言的生动,中共这庞大的躯体正在日渐僵硬,干枯,宛如灵魂出窍,毫无方向,茫然跟随着一个除对自己的权力有高度敏感之外已日渐失去对外界及未来清醒认识的领导人机械地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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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陈独秀(1879-1942)1915年创办了《新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人之一。1920年起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在一大上当选中央局书记。1927年辞职,1929年因与当时共产党领导层意见不合被开除党籍。陈独秀的政治命运复杂坎坷,他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接受过托洛茨基主义,曾被国民政府拘捕监禁。中共建政后长期对他的官方评价是走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
博古:博古(1907-1946)本名秦邦宪,生于杭州,曾留学苏联。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接替王明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由于红军在他的领导下连遭重大损失,他在遵义会议上退出中共领导集体。1946年博古在国共和谈期间,因飞机失事遇难。
张闻天:张闻天(1899-1976)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留学苏联。回国后张闻天来到中共根据地瑞金,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遵义会议后,张闻天被推举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在陕北随着毛泽东权力的扩大,张闻天的地位逐渐下降。中共建政后,他曾任住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1959年,张闻天被划为“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受到批判。
毛泽东: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后逐步确立了其党内领导地位。中国官方将毛泽东定位为党和国家的缔造者以及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毛泽东思想被列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指导思想之一。但是毛泽东从上世纪50年代起主导或发动的反右、大跃进、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等运动造成中国社会千万人死亡、经济蒙受巨大损失、文化遗产遭严重破坏、社会结构出现深层断裂等危害后果,这也让他在官方之外得到的评价褒贬不一。尽管如此,1998年出版的《时代》杂志仍将毛泽东列入20世纪100名最重要的人物。
刘少奇:刘少奇曾经被毛泽东视作接班人选之一。他曾先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中国国家主席。有看法认为,由于刘少奇反对毛泽东倡导的“三面红旗”并且在四清运动上与毛泽东产生激烈矛盾,最终导致二人关系破裂。文革开始后,刘少奇被迅速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被冠以“叛徒、内奸、工贼”的头衔。1968年,刘少奇被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次年,他在放逐、拘禁中于河南开封病死。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全面平反并恢复其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切名誉。
周恩来:周恩来是中共开国元勋之一,建国后一直担任总理职务。中国史学界和很多国外史学家认为,周恩来顾全大局、相忍为国,尽力使用各种管渠道,以不同方法减少动乱之影响,也曾被江青等人称为“灭火队长”。邓小平曾在中共党内高层谈到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时说过两句话。一句是:“如果没有总理,文化大革命的局面可能更糟。”另一句是:“没有总理,文化大革命也不会拖得那么久。”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这样比较周与毛的一生:“他是一位具有古典风格的总理,相比之下,毛泽东更像一位真龙天子,他可以在风云变幻的云雾中恣意纵横,时隐时现,而周恩来则不同,他仿佛一直在权衡时势,修补残局。”
华国锋:毛泽东生前指定华国锋为自己的接班人,并留下遗言“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在毛泽东逝世后,与汪东兴、叶剑英等联手逮捕“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成为党政军最高领导人。他被普遍认为是“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提出人。因为与邓小平在政治路线上相左,1980年年底华国锋被迫退出中共核心领导集团。2008年8月20日,华国锋因病在北京逝世。
邓小平:至今仍被中国官方称作“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一生未曾担任过中国国家元首、中国政府首脑或中共最高领导职务,但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9年11月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一职前,外界普遍认为他是实际的最高领导人。2018年纽约时报中文网刊发的一篇客座评论中评价邓说:“从邓一生的革命经历看,虽然他是个务实派,但本质上,邓是共产主义的信徒,身上还带有传统中国遗留下来的专制DNA。……这是他作为改革者的历史局限性,也使得中国改革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跛足的改革——只有经改,没有政改。”
胡耀邦:上世纪80年代初,胡耀邦进入了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行列,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不过,力推改革的他引起了党内其他元老的不满。到了1986年前后,邓小平等元老认为胡耀邦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纵容”全盘西化”。1987年初胡耀邦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务。赋闲的他,依然受到党内改革派、知识分子、学生群体的欢迎。值得一提的是,胡耀邦被迫辞职时,党内高层人物中只有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力挺他。
辞世引发八九民运:1989年4月15日,74岁的胡耀邦因突发心肌梗塞而去世。随后,民众对这名中共前总书记的悼念活动不断升级,最终演变成了大规模的天安门民主运动,最终遭致镇压,酿成“六四”惨案。在胡耀邦去世至今的30年间,这名推动平反”文化大革命”期间冤假错案、主导”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中共前总书记,一直是“敏感词”。图为1986年,东德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昂纳克访华期间,在胡耀邦的陪同下参观南京长江大桥。
赵紫阳:赵紫阳被视为中共领导集体中的开明派。70年代末他在四川主政时期进行了中国全国最早的人民公社改建乡政府的试点,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并取得很好效果。当时有顺口溜:“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1987年,赵紫阳接任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除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外,他还积极提出并设计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推进改革开放的深化,曾一度被认为是邓小平的接班人。但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中,赵紫阳因公开表示同情学生和反对武力镇压,而招致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和李鹏等人的不满,被免去党内外一切领导职务,最终在软禁中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16年,于2005年逝世。
李鹏:在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出任总理的政治人物中,除了开国元勋周恩来之外,李鹏无疑是其中资历最深者。在其政治生涯中,李鹏担任了十年总理(1988年到1998年),十五年政治局常委(1987年到2002年),还曾担任五年名义上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的常委会委员长(1998年到2003年)。但是,李鹏在中国政坛及社会中的名望却几乎是历届总理中最低的。这一点直到其去世也没有改变,而其症结无疑是1989年的六四事件。北京学者章立凡对李鹏的评价是:“尽管在任内乏善可陈,且有六四事件的巨大阴影,但李鹏实确实忠实于中共信仰或其执政利益。所以我觉得他也就是一个比较符合中共标准的共产党人。”
江泽民:八九民运爆发后,时任总书记赵紫阳因反对镇压学生而失去权力,在一些中共元老们的推荐下,邓小平最终决定用江泽民取而代之。当时仅担任了短短两年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从原来的政治局委员直接跃升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德国维尔茨堡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列维评价江泽民时说:“在大部分外国观察家眼中,他被视为一个机会主义者。”北京学者章立凡认为,江泽民是一个“比较张扬个性,有表现欲”的领导人,“善于弹奏乐器,时不时还唱首歌。他不断的用各种方式来表现他的才艺”。2000年,也就是上任十年之后,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并最终将这一理论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相提并论,写入中国宪法及中共党章。
“老人干政”:除了初期经历了六四后的外交孤立和经济动荡之外,在江泽民随后的政治生涯之中,中国总体局势相对平稳,先后迎来加入世贸组织、香港回归和申办奥运和世博会成功等重大事件。2002年,江泽民辞去中共总书记职位,将权力交给被普遍视为邓小平隔代钦定接班人的胡锦涛。但是,江泽民并没有同时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直到2005年才彻底完成“交班”。除此之外,退休之后的江泽民依然时常出现在媒体上,出席各种活动。历史学者章立凡分析说:“中国政要跟西方政要的不同。虽然邓小平废止了终身制,但实际上邓小平并没有废止老人干政。江延续了这种老人干政的传统,整个胡锦涛时代都处于老人干政的状态之下。”
胡锦涛:胡锦涛是中共第四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其任内的政治体制也被一些媒体称作“胡温体制”。胡锦涛在执政期内延续了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政策,强调“不折腾”,以较为低调的姿态保证了中国经济十年的快速上升,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反对者批评胡温政府在一些重大政治、经济、社会、环境问题上采取回避态度或者应对不力,给外界以十年不作为、击鼓传花的印象。有看法认为,“老人干政”之下,“胡温体制”实际上是“九龙治水,互不相让”的寡头体制,造成腐败横行、军中权力被架空、政法委变成独立王国的局面。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胡锦涛卸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由习近平接任。胡锦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位一次交出所有权力的非终身制最高领导人。
温家宝:温家宝于2003至2013年间担任国务院总理,是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主政下的重要领导成员。2013年3月,温家宝卸任前夕,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发表的一篇文章评价他是“胡锦涛主政下最高领导层中唯一一个敢于提出政治改革的人。他曾间接表示,他可以想象,可以把中国村一级的选举制度提升至县和地区一级,可以允许更多民主。他也是将民主和自由称为普世价值的唯一最高级别官员。但是,温家宝在其10年任期中没有做出过努力,让设想成为现实”。《中国影帝温家宝》的作者余杰认为,温家宝任内“中国政治大幅退步,经济上更造成国进民退”。2012年10月25日,美国《纽约时报》大篇幅刊发关于温家宝的家族成员在温家宝担任领导岗位期间,借机贪污了至少27亿美元巨额财富的相关报道,引发各界轰动。
习近平:出生于1953年的习近平是中共元老习仲勋之子,也是首位担任中国最高领导职务的“红二代”成员。习近平上任之后,尽显强人政治作风,与前两任形成较大反差。针对党内,习近平开展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导致包括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在内的大批官员入狱。与此同时,政府对于社会的控制也变得更加严厉:媒体管束更为严格,民间维权运动遭到前所未有的打击,对于新疆西藏以及香港等自治地区的政策也显得更为强硬。与此同时,在对外政策方面,力推“一带一路倡议”,旨在中国产品开辟新市场,同时也被视为北京拓展政治影响力的尝试。
终身领导?: 2018年,中国全国人大投票通过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使得习近平有可能长期执政。许多评论认为,习近平本人的强势风格以及围绕他个人的形象宣传,是毛泽东之后历代中共领导人中最为突出的。

告别毛邓习,走向新未来   

无论从打破现有僵局,以一种仍然具有官方合法性的话语来进行公共论述,借此批判习的策略考量,还是真诚地去尝试客观评价邓小平后文革时代推动改革的历史功劳,人们今天去阐释邓,赞扬与怀恋邓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毕竟要清楚,这只有暂时的意义,如前文所说,今天的局面,邓自身是要负极大责任的。对邓模式的检讨批判再审视事实上早已开始,邓式的“改革已死”,少留恋以往的过去,而应更多地去探索未来,努力以不同的方式,按各自现有的可能的条件,积跬步,去准备未来。习近平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社会不满加剧,国际环境恶化的形势下,重新强调一下邓,在“毛邓兼用”中向“邓”一方暂时的回摆,也多半应是权宜之计,绝不会有什么大的效果,最根本的原因倒不是习是不是会真心放弃他这种“毛邓兼用”的路线,放弃他那种虚妄的在永续的江山历史中比肩毛邓之念,而是邓的模式本身也已到需要从根本上超越、再造,为此需要展开一场笔者称之为“革命性改革”之时了,再造中国的制度架构,将赋予公民的完整的权利作为这“革命性改革”的核心,构建中国的现代文明。

中国需要彻底否定毛,否定该否定部分的邓,更需要否定仍然坚持不该坚持的毛邓的习。事实上,中国的这种对习的否定早已开始,从彭立发在北京四通桥打出“习近平下台”到上海清零时的回响,乃至最近湖南娄底方艺融的接力呐喊,都在在说明这一点,它已浮出水面,不再仅限于私人评议,已进入公共空间,赢得广泛共鸣,在中国大地回荡。这两年不断发生的各种不利习近平的有关其健康、权争失利等传言,其实在笔者看,多是不可相信的假消息。但这种假消息的不断出现与广泛传播本身是真消息,反应着一种真实的社会心理与渴望:希望看到习近平早日退出历史舞台,中国的改变到来。或许我们一时无法窥见什么有型的改变力量,但我们可以确信的是变革的能量已在积聚,终有一天会澎湃而出,写下新的历史一页。

 

张伦:长期观察中国问题的政治学者,法国赛尔奇-巴黎大学教授,Agora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历史与未来“网站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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